在短短的三十年中GDP增加了16倍，人均GDP增加了9倍。
但是，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以及接踵而至的世界经济衰退到来后，西方各国政府似乎又全部重操凯恩斯本人原初所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再压低利率和不断增加货币供给。这40年的凯恩斯革命，似乎证明了凯恩斯本人所主张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和总需求以及后来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政府花钱的政策的有效性。
我最近在江浙一带走了一下，从地方和企业得到的消息也是，今年企业普遍感到比较困难，资金紧张、税负很重、工资成本也在上涨，这都是原因。这些负债依靠地方融资平台借债或者通过银行贷款来承载的。他最近还在强调到2014年底，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将维持在0到0.25不变。【编者按】2012年一季度，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开始显现，出口、投资、消费皆乏善可陈，通胀压力也超过预期。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坚定地推行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您认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能够解释中国奇迹吗？您认为中国奇迹或者说中国模式的真正动因是什么？韦森：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等人采纳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或言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致力于恢复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真正要为和当为的，倒是渐进性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和发展构建良序的制度基础和条件。而最后到不当投资要清算时，经济的大萧条就会到来。事实上，长期无法遏制的三公消费，每逢年末的突击是花钱，以及秘密财政、面子财政、腐败财政等等问题，无不与税改方向的价值迷失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而在这种偏狭价值导向下的税改，注定的命运只能是缺乏底线，无视所有纳税人的基本权利，最终消减绝大多数国民的福利总量。自然，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这一群体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现有税改的反对者和阻挠者。长期以来为社会诟病的国有垄断企业高工资、高福利、奢侈浪费等问题就是明证。也就是，被诸如税负的谁负、税负的轻重、税种的变化、免征额的一再调整、增值税的扩围、征管方式的改变等等枝节性、技术性的修修补补所遮蔽。
可见，优良税改的真正方向，应该是通过税改，逐步建立纳税人主导的税制，体现所有国民税改意志的税制，解决税权的合法性以及监督问题。就积极的税改而言，其终极目的和根本方向，无疑应该是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利总量。
或许，这仅仅是笔者的一种良好愿望。因此，一切对少数人的剥夺，似乎都变得理直气壮。当然，有阻力，也就会有动力。事实上，不论是从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税改看，一切税改，无不是为了建立优良的税制，最大限度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利总量。
对于处于次优阶段的税改，最优则是其唯一方向与目标。税改如此，一切改革无不如此。或许正因如此，笔者一直认为，税改或是政改的最佳切入点或突破口。一切优良税改的根本方向，无不是为了实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利总量的终极目的。
在迅猛发展的互联网等高科技支持下，传统式的信息封闭等管理模式正在逐渐失效。对普泛的纳税者来说，大多数则会因为税改知识结构的欠缺，权利意识的淡漠，甚或个人眼前利益的计较而不愿追问，不敢追问，不知追问。
而且，其寄生性的懒惰习惯，早已让其成为纳税人财富的无谓耗费者，也成为社会变革的阻力和包袱，成为一个缺乏梦想和首创精神，良知泯灭，正义之心退化的群体。税改的方向在哪里毋庸讳言，面对税改真正方向的追问，一些学者会噤若寒蝉，一些学者会基于生存的策略背过身去，闭上眼睛，还有一些学者会因为想象的恐惧选择失语。
其利益基础就是一个单位一个太阳式的一把手权力格局。中国税改的真正方向究竟在哪里？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再提出这个问题，在一些聪明人看来似乎不长眼色，冒着傻气，但在关乎税改根本问题上的固执甚至偏执，或许是当下中国社会最为稀缺的声音。四是由与权力及其准权力和垄断企业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企业和个人组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税改的阻力与动力当我们明确了税改的真正方向，也就看清楚了中国税改要实现这些根本性目标所必然遭遇的观念与现实的阻力与障碍。从税改的积极推动力看，也无需太过悲观。如果再加上制度现代化转型的滞后，政府主导型的税改似乎不容置疑，民间对税权民意基础的追问，对税权滥用现象的监督，对税权使用合理性的计较，等等，也会变得大逆不道。
就现实策略而言，税改方向和目标不能仅仅局限于税负的谁负等等枝节性技术性的问题，不能用减税等具体目标代替和遮蔽税改的真正方向和目标。但就其策略而言，则应该循序渐进，由极差到次差，再由次差到次优到极优。
特别是三大主要文明趋势的存在，更在告诫和提醒我们，不要太过悲观。而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有庞大的离退休及其现行官员队伍，也有吃财政饭的各级各类事业单位的员工，以及与这个既得利益阶层有着或明或暗关系的利益相关者。
因此，一切税改的近期目标大多应该选择消减第一种税痛和第二种税痛，具体说应该是解决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不公问题，以及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失衡的问题。衡量一个税制优劣的终极评价标准，只能看它所能增进的福利总量的国民人数之多少。
更大的悲哀或在于，不仅不少既得利益群体认为自己该得，而且还不够。以此而言，税改目标就会有以次差、次优、最优的差别。就中国而言，一方面，税改的推进会有助于政改的启动，可以通过建立纳税人主导的社会，催生公民社会的构建，为政改奠定现实的动力基础。现实的复杂性更在于，当下中国税改的利益调整，涉及的不仅仅是纳税者之间的利益调整，更多更难的是征纳税人之间利益的调整，特别是既得利益群体与广大纳税人之间利益的重新调整。
问题在于，这些问题恰恰应该成为中国税改的真正目标和根本方向。它所面对的主要阻力，无疑来自于现行税制所催生和培育的少数食税者既得利益集团。
在征纳税之间利益尚未发生根本性冲突、可以两全的情况下，目标应该是不伤一人地增进所有人的利益，应该遵循古训杀一无辜，得天下，不为也。可以说，正是因此价值迷失，中国税改的真正方向，终极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利益总量，不能不被聚财的具体方向和目的所置换，不能不被少数官员的主观意志与偏好所代替，不能不被一些税制次要因素的优化所代替。
常识和经验都在告诉我们，做任何事，如果方向对了，再慢也是快，如果方向错了，再快也是慢。顺手牵羊易，虎口夺食难。
就人性基本规律而言，拿出去的、失去的利，哪怕是一分钱都会在意和计较，收获的、进账的利益，不论多少都会欣然笑纳。这一既得利益群体，主要源于他们对全体国民生产与生活资料资源的垄断，源于它们对全体国民利益的掠夺式使用和剥夺。中国税改要真正有助于传统税制跨过现代化转型的泪水之谷，走出历史的河套，最终奔向大海，唯一不能犯的错误就是方向性错误，唯一跌不起的跤就是方向性的跤。任何税制都存在四种税痛，最表层的是税负轻重，税负的谁负之痛。
这类既得利益群体，诸如各级各类事业单位的员工等，其阻力主要表现在为，因为长期被国家财政供养而形成了顽固的惰性与特权心态，大多不愿主动放弃现有的财税特权。而且，由于强大既得利益群体的存在，特别是已趋固化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存在，中国税改之路注定不会一番风顺，只能选定正确的目标和方向，逐渐掘进，以积累寸功之效，最终实现总体突破。
可见，中国税改面临的主要阻力本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谁来主导公正的调整，如果调整不公如何问责和监督的问题。前者大多合法但不合理合情，后者则既背法也不合情理。
因此，未经纳税人同意、无代表不纳税等等人类普世的税收治理道德原则，至今没有在中国社会实现制度性的嵌入。中期目标应该是解决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正问题，长期目标则在于如何通过建立纳税人主导的税制，实现未经纳税人同意、无代表不纳税等等这一人类普世税收治理道德原则的制度性 嵌入，解决纳税人主体地位缺失带来的深度税痛问题。
